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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一个复杂变量的“封神”之路
2020-03-04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王世新

  为废弃“SCI至上”招致的种种乱象,教育部、科技部日前结合发文,要求高校规范各类评价任务中SCI论文相干指标的使用,鼓舞探究建立更加迷信的评价模式。这里所说的SCI实际上是一套体系,其相干指标包罗论文数目、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影响因子、ESI排名等,这其中,影响因子与论文数目、被引次数、高被引等指标相反相成,被以为是论文(学术期刊)质量、水安然安祥影响力的标识表记标帜,也是之前长时间居于评价体系核心位置并与广阔科研任务者休戚相干的指标,因此有必要专门拿出来剖析一番。

  事实上,通过梳理影响因子的“封神之路”,可以让我们再次深进的看法到,纠正因SCI和影响因子所带来的“以刊定文”也许“量化至上”的唯一途径,是对同行评审、代表作评价方面拿出契合中国国情、实在可行的操纵办法,而决不能继续在“看刊物、数数目”上打转转,不然SCI也罢,影响因子也罢,即使用文件将它们拉下神坛,也会换个“马甲”还魂罢了。

  最复杂算法的“上位”套路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1955年首次出如今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颁布颁发在《Scienc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这位无可争议的SCI创立者,影响因子之父这样写道:关于意义重大的文章,援用索引具有量化价值,它能帮手历史研讨者评价文章的影响——这也就是“影响因子”……通过迷信引文索引(SCI),可以有效检索收录期刊论文被哪些文章援用过,这在历史研讨中将发扬清楚作用,当人们尝试评价某项研讨效果的意义,或它对同时期的文献或思想产生的影响时,“影响因子”应当比迷信家出版效果的尽对数目更具说服力。

  后因由于期刊范围大小、刊文数目差异所衍生的效果较多,加菲尔德在1963年将“影响因子”的定义修订为“期刊文章的平均被援用次数”。

  1975年,期刊引证报告(JCR)首次以SCI附卷的情势出版,逐年发布期刊影响因子。如今,影响因子算法的规范定义是:期刊X在后面两年颁布颁发的源刊文本(source items)在当年度的总被援用数,除以期刊X在后面两年颁布颁发的文章(article)总数目,即为期刊X当年度影响因子的得数。

  千万不要被这个看似复杂的定义吓倒,实在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地四则运算,乃至只用到加法和除法。

  举个例子,我们想计算某一本学术期刊2020年的影响因子,假设它在2018年发了500篇文章,在2019年发了500篇文章,而这1000篇文章在2020年总共被援用了10000次,那末该杂志在2020年的影响因子就是10(10000除以1000)。

  从本质上说,影响因子固然意图用量化手段来评价期刊的学术水平,但最初只是作为科研任务者向学术期刊投送论文的参考性数字,这样一个复杂至极的变量如何会一步步成为众多科研职员推許备至的核心评价指标呢,有以下几个缘由:

  一是名字矮小上。这很像加菲尔德最早注册的名为DocuMation也许“尤金?加菲尔德学会”的公司名都默默无闻,而四年后定名为“迷信情报研讨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以后,固然私营公司卸嗄咽没有任何变化,但很快就拿到了美国国度迷信基金会(NSF)30万美元帮助,承当建立遗传学文献援用索引库(Genetics Citation Index)项目。加菲尔德本身也坦率地供认,他就是要用这样的名字与事前的政府学术机构争取市场,特别是在国外,“迷信情报研讨所”这样的叫法,很轻易被当做一家非盈利机构。试想“影响因子”假设依据定义命名为“期刊文章的平均被援用次数”,还会有如今这么大影响吗?

  二是时势造英雄。1960年代前后,经历了二战以后的美国科研进进全面爬坡阶段,事前美国大学要中中斷终生教授的评选时,办理者们发现,在欧洲备受推許的“同行评议”评价办法基本没有办法中中斷,由于依照抱负状态应当将曾成为终生教授的人都找来,拿着每篇论文团体中中斷研判,但这个进程真实太过复杂,再加上科研人数大幅度添加,现实中很难操纵,美国大学退而求其次往寻觅可以量化的手段,SCI和影响因子就成了替换的评价办法之一,这也像极了三十年前SCI刚刚引进中国并迅速成为评价指标的情形。1980年代以后,科技的重要性使得各发达国度和后起的开展中国度大幅度添加了相干投进,投进需求依据,就必须对研讨论文、报告、专利等效果中中斷评价、评价;关于研讨者团体来说,效果在哪里颁布颁发事关本身的学术生涯,并希看本身的论文被同行所关注并援用……在这类认知氛围中,SCI特别是影响因子作为美国先进消费力的代表,借势全球一体化扩大,很快巩固和增强了本身的世界学术圈的“江湖位置”。

  三是宣扬造势强。作为一个学术指标,最重要的是要让科研办理者与科研职员置信,这个指标与学术水平、论文质量是成正相干的,而影响因子要证实的是援用情况好的论文就是影响力大,质量高的论文,此类论文的载体就是好期刊。在这方面,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加菲尔德将SCI相干指标与诺贝尔奖联系起来,并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用数据显示13位诺奖学者在得诺奖的前一年,他们的效果被SCI论文援用的平均数目和次数远高于普通水平,以此证实SCI关于诺奖的猜测才华。异常,影响因子这个显示学术期刊的文章在特定年份或时期被援用的频率,也被宣扬为是权衡学术期刊影响力的重要客不雅规范,2002年汤森路透末尾靠“影响因子”猜测诺贝尔奖,并颁布“引文桂冠奖”。固然一直以来都有学者批评SCI和影响因子是有选择的出现,但确切表示了它们在占据市场的进程中,奇妙地宣扬造势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固然,打脸的“反例”也屈指可数,比如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取得者唐娜·斯特里克兰,相干论文就颁布颁发在了低影响因子期刊《光学通讯》上。

  四是重赏和刚需。2006年,著名的学术期刊同时也是高影响因子的《Nature》曾有些“被宠若惊”的刊文称:中国有些科研单位和高校在他们杂志上发一篇文章可以拿到25万、30万元的奖金;2009年,宜都市一所医学院对系统内2008年度SCI论文颁布颁发者抛出158.7万元巨奖,按论文颁布颁发刊物的影响因子每1分嘉奖1万元……这类嘉奖数目在以后愈演愈猎冬水涨船高。

  而重赏之下的別的一面,则是从根部渲染SCI特别是影响因子在大学生也许科研职员学术生涯中的关键性作用:比如本科生、研讨生毕业,高校也许研讨机构求职,硬性要求高校教员每一年需求颁布颁发多少篇影响因子多少以上的论文,不然末位淘汰等等来设置门槛。同时,论文数目和颁布颁发杂志的“档次”则成为部份学者权衡本身价值、位置的意味。正是在我们本身这类不遗余力的全方位鞭撻下,影响因子才异化成了中国科研职员安身立命的“怪物”。

  影响因子如何沦为学术的同一面

  学术圈里一直传播着这样的段子:ESI是高校指点的心头肉,影响因子是科研职员的命根子。盖因ESI反应的是高校和学科排名进退的整体情况,而影响因子则决定了科研职员投中论文的期刊分数是否是是降落也许升高,这直接影响他们当年的待遇和未来的开展、升迁,同时也会影响论文颁布颁发的走向。

  因此,每一年汤森路透JCR的发布都会引发巨大的反响和讨论,怒气洋洋有之,整理足捶胸者亦有之。略显讥讽的是,论文还是那篇论文,期刊还是阿谁期刊,只由于一个复杂变量不同了,其学术价值和写作者的实践利益乃至命运就改动了。此时,影响因子更像是股市的大盘,坊间科研职员之间的互动最能表示这类玄色幽默:楼市股市都涨了,你的论文(投中期刊)影响因子涨了吗?

  假设向前推十几年的光景,客不雅来说,事前国内高校和研讨机构通常是以SCI论文颁布颁发数目作为学者考核的核心指标,但被SCI收录的期刊学术水平未必都是高的,并且考核中經常对论文和简讯、自引率和他引率“厚此薄彼”,招致一些人钻了空子。当这类评价规范在屡受报复以后,影响因子被推到前台,本质上是将SCI收录的学术期刊再次划分三六九等,依据刊物影响因籽实行嘉奖,这比起“唯数目论”来虽有小小提高,却依然挡不住它成为评价体系核心指标后所表示出来的荒唐。

  第一,平均值下的逻辑游戏。影响因子一直在玩一个逻辑游戏,那就是让办理部份、科研职员职员都置信一个“真理”:学术期刊前两年颁布颁发文章在当年被引数的平均值同等于该期刊当年的学术水平,那末,在该期刊颁布颁发的论文也等价于你的学术水平。在这个逻辑闭环中,不论是条件还是结论都有很大的破绽:比如,为甚么统计的是前两年而不是前五年的数据至今没有十分明白的依据。同时,一本高影响因子的期刊,只能表達它具有多篇被多次援用的论文,但其实不料味着它刊载的每篇论文都是高援用的,这意味着,即使高援用就相当于高质量这个条件成立,由于它没法表示每篇文章的情况,那末反过来说也不能证实每篇论文都是高质量的,更不能证实你投送并颁布颁发的论文就是高质量的。

  第二,高被引未必是高质量。高被引是否是是同等于论文高质量、高水平,这是影响因子乃至SCI的立身之本。从数据统计学角度来看,高被引与论文的意义和重要性方面不能说尽对没有联系,但这类联系有多大水平上的正相干值得怀疑。2013年诺贝尔奖得主兰迪·谢克曼(Randy W.Schekman)曾在媒体上直言不讳:影响因子是一种噱头,这类权衡办法有重大缺点,援用与质量其实不完全相干,“一篇论文被少许援用能够是由于它是好的研讨,也能够是由于它吸引眼球,也许是搬弄式的乃至是缺點的”。关于中国人来说,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前两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韩春雨事情”。

  2016年5月,興城市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在《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Nature杂志的专业子刊之一)上颁布颁发论文,宣称他成功利用NgAgo中中斷基因编辑,可媲美以后最为盛行的基因编辑工具CRISPR-Cas9。此事经国内媒体报道以后,韩春雨整理时名声大噪,求名求利,论文颁布颁发两个月后还当选为襄阳市科协副主席,他论文中所说的这项任务也被评为“诺奖级别的任务”。一篇论文为甚么能失掉如此的推許?就是由于《自然?生物技术》当年的影响因子高达43,比母刊《Nature》的还要高。但是好景不长,这篇文章很快遭到了国表里学者的普及质疑,乃至国内13位科研团队的负责人实名指证韩春雨的实验没法重复,2017年8月,韩春雨主动撤稿,该事情暂告一个段落。但在这个进程中,韩春雨的这篇文章却成了高被引论文,其中有很大一部份是援用该文中中斷褒贬的。

  这类事例在科技史上其实不鲜见,比如之前曝光的前哈佛医学院安维萨教授的31篇与心肌干细胞“c-kit+”相干的论文,不單援用量很大,还有很多模拟研讨,最后因涉嫌捏造和窜改实验数据被撤稿。所以仅仅依据援用率来评定科技效果,就很难全面评定出可接受起长时间考验的迷信效果,乃至能够评有缺點的结果,惋惜SCI相干指标没法中中斷辨别。

  第三,可操纵的空间。从某种水平上说,影响因子首先带歪的实际上是学术期刊。一旦学术期刊认定本身要专注的除颁布颁发所在领域相比重要的学术作品之外,更要关注影响因子这个变量,特别是这个变量将影响期刊投稿质量乃至生活的时候,很难不产生一些想法。

  犹如SCI不能辨别自引和他引的破绽一样,影响因子也有操纵的空间,机密就隐躲在定义它的阿谁复杂公式中,想要添加一个份子式的结果不过就是加大份子数也许减少分母数,实践解决的途径就是大幅度加大发文量以提升引文量也许减少发文量,固然最好是减少发文量的同时还能添加引文量,如何来操纵呢?依据中衛市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的研讨,其机密就隐躲在对分母里“文章”(article)的定义傍边。

  我们能够很难想象,如今的高影响因子的代表,《Nature》、《Science》、《柳叶刀》等神刊,在1972年的时候SCI期刊排名全在40名开外,缘由就是事前的影响因子将期刊的所有文本(社论、技术通讯、通告、读者来信等)都算作分母。针对这类情况,在1975年的JCR报告中,加菲尔德对规则作了调解,规则分母项只包罗三类“学术文本”:原创研讨论文(original research articles)、综述文章(review articles)和技术报告(technical notes);1995年度的JCR报告中分母规则再次调解,“技术报告”也被剔除,只保存“原创研讨论文”和“评论文章”两项。

  这类“终究解释权由定义者调解”的做法,使得《Nature》、《Science》、《柳叶刀》、《美国医学会杂志》等期刊的影响因子大幅提升,特别是《美国医学会杂志》较定义修改前惊人的上升了100个位次,基本上奠定了它们如今的“学术江湖位置”。

  第四,学术期刊也追热门。如今很多人批评学者们写论文寻求热门,实在根源在于学术期刊本身就在追热门,基于影响因子游戏的需求,被援用数可谓是学术期刊的命根子。因此在保证论文学术价值的同时,期刊还要斟酌刊发的论文是否是是有“看点”也许争议性,从而产生了特别的偏爱:比如《Science》、《Nature》虽是综合性学术刊物,却格外爱好生命迷信领域的文章,像数学、计算机等领域的学者,很少能不才面发文,《Nature》等很多期刊还被指责过火寻求爱好性。

  这类“按影响因子和期刊喜好定研讨标的目的、写论文”所带来的蝴蝶效应是十分可怕的,往小里说,科研任务者不是从本身爱好、改动迷信面貌、提升科技水平的初衷动身,而是往钻营哪一个领域、哪一个标的目的更轻易写论文,更轻易发论文,完全嵌进了本末颠倒的骗局傍边,学术论文沦为巴结的“水文”,自然谈不上学术水平、迷信价值;往大里说,一茬茬依照这类模式提升生长起来的学术人材自但是然的扭曲了学空瑰系,好发论文的化学、医学、资料学等领域人满为患,数学、物理、人文学科等领域行动维艰,此消彼长之下,一定会造成学科布局的畸形开展。

  一场反影响因子的全球举动

  影响因子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重要学术指标,并非仅在中国学术圈遭到重视。据《Nature》颁布颁发的一项调查发现,北美40%的研讨型大学在决定提拔谁时都会斟酌期刊的影响因子。该调查对美国和加拿大129所高校的800多份文件中中斷了剖析。结果显示,在研讨型机构中,约40%在触及员工考评、提升和终生职位评审的文件中提到影响因子。这些数据表達,很多大学正在使用一种被普及批评为粗糙且具有误导性的指标评价迷信家的任务质量及表示。

  使人快乐的是全球学术界已留意到影响因子的不良导向,末尾寻觅解决之道。

  在2012年12月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年会期间,一些学术期刊的编辑和出版者提出关于科研评价的建议,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旧金山科研评价宣言小组,他们以为,迷信界应中中断使用“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价迷信家团体的任务,并起草了著名的“旧金山宣言”(The 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DORA)。宣言提出:“影响因子不能作为替换物用于评价团体研讨论文的质量,也不能用于评价迷信家的奉献,和用于招聘、提升和项目帮助等评审”。DORA还提出系列改良科研论文评价方式的建议,供科研机构、出版商和评价机构鉴戒。这些建议失掉逾越150多位着名迷信家和包罗美国迷信增进会(AAAS) (《Science》出版方) 在内的70余家迷信机构联名签署支持。

  2015年4月,《Nature》颁布颁发了在前一年荷兰莱整理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几位教授提出的公允利用迷信评价指标的十条原则,这个被学术界称为“莱整理宣言”的第一条原则开门见山:“量化评价应当支持质化的专家评价,而不是取而代之”,实践上是纠正“量化至上”的科研评价习尚。

  全球科研职员对峙影响因子的实际和思绪关于我们来说都有很大的鉴戒意义。应当说,科研评价特别是迷信家奉献的集体评价是一项十分复杂又牵涉全部国度科技开展走向的大事,我国在2020年这个关键历史节点提出规范SCI相干指标使用,废弃“SCI敬重”的细则和负面清单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需求留意的是,“立”比“破”更加困难,纠正因影响因子所带来的“以刊定文”也许“量化至上”的唯一途径,是对同行评价和代表作评价方面拿出契合中国国情、实在可行的操纵办法,而决不能继续在“看刊物、数数目”上打转转,不然SCI也罢,影响因子也罢,即使用文件将它们拉下神坛,也只会换个“马甲”还魂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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